【8】不论道统以何种形式存在，不论将道统的内容概括为仁义、礼治、民本、中庸、德教、孝悌、修身抑或其他，其对象都是民，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只于七篇至是象数之学乃被丢开，可说此为玄学之开始。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如能当其是无限（宇宙本体）之所现，而忘其有限，则可不为形器所限，而通于超形器之域。其出世的方法，本为人格上的、内心上的一种变换，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神虽世表，终日域中，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盖名教中自有乐地也，而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谓魏世文艺制作日臻发达，优劣不一，故二曹有批评之制作，此言或合乎事实。
能言传者如形貌，普通人只注意人的特殊之形貌。盖因此种关系如能明了，则文、玄两者何以同具此一特殊时代之新精神，或可得进一步之了解也。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南渡，滞留中原的世家大族纷纷结坞自保。
在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表象下，文化的碰撞、对话、互动、交流以及最终走向认同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集聚的深层内因。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耦合与渗润不仅加速了民族融合，也有利于保持民族特性。酒泉人祁嘉，有门生百余人。四裔地区不再是遥远的荒服之地，而处在边地的少数民族也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另一方面，在对共同伦理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耦合与渗润，但这种耦合、渗润并不以消灭任何一方的民族特性、湮没与消融民族文化为目的和代价，而是保持民族的多元特性，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前秦苻坚广修学官，立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汉人坚守晋朝正朔，一些少数民族酋豪也以晋为正统。1.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传播与社会影响谈玄尚虚的魏晋玄学养成了西晋士人尚虚浮、喜清谈的社会风气，但华而不实的士族贵胄终究在少数民族的铁骑下溃不成军，西晋也因此灭亡，司马氏统治集团只落得仓皇南渡，偏安一隅。侯景之乱后，取代萧梁的陈朝其版图已较此前的东晋和宋、齐、梁大为萎缩，实力也大为削弱，并最终被隋朝所灭。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讲，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传播以及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政权正统性等问题的解读和重构上。
[14](117）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团结需要各民族以崇尚团结的共同伦理信念、共同的目标利益、彼此的认同感和同胞感等因素来铸就[15](34）。《宋书·氐胡传》记载，略阳清水少数民族首领杨氏亦奉南朝正朔。《礼记·王制》曾经指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对少数民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因和政治信念。当侯景之乱爆发、萧梁危坠之时，冼夫人与陈霸先会于石，全力支持陈霸先起兵平叛，并协助朝廷先后剿灭了李迁仕、欧阳纥、王仲宣等分裂势力，巩固了南朝对岭南的统治。
2.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民族冲突加速了西晋的灭亡，中国陷入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在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中，既要维护共同体的团结与巩固，又要保持各个民族成员的特性，这就需要确立并高扬起一种被民族共同体中各个民族所普遍认同和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镜鉴。二、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但总的说来，能从思想观念上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唯有儒家。汉化的过程也即是较高级的经济、文化战胜较低级的经济、文化的过程[3](132）。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正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同质文化体系中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单元伦理文化的认同。在国家治理层面，和合思想不仅以和来协和万邦、包容个性，而且以合来彰显整体性的政治思维，实现大一统的政治抱负，构建起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格局。他们通过不断汉化来强化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塑造自己作为华夏正统继承者的政治形象，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张本。
永嘉之乱后，渤海世族高瞻率宗族避乱辽东，拒绝出仕少数民族酋豪慕容廆。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北朝在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后，激发出血性和创新精神，优化了体制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始终都在进行着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其主流无疑是少数民族的汉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八王之乱后的两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民族冲突最剧、文化交融最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影响甚大的分裂对峙时期。
在史伯看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
北朝时期，对政治影响较大且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密的汉族世家大族主要有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应该说，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认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基调，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团结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镜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历史上，将中华民族凝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是大一统、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等价值观念。
[3](132)民族融合为华夏族注入了勃勃生机。每逢年节，冼夫人都要在厅堂陈列历代朝廷赏赐之物，并谆谆教诲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
从理论上讲，这种分久必合的天下观念是奠定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的，是和合思想在国家政治治理上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讲，侯景之乱不仅导致了萧梁的灭亡，也削弱了南朝实力。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自成都王司马颖引少数民族酋豪刘渊为外援，开启民族冲突的序幕，中国便进入到一个民族激烈冲突和加速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说到底，‘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17](25）。
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和指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民族的和谐与同心，但这种和不是一种泯灭民族个性的混同和消灭民族特性的同质化，而是在强调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即认同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基础上，对各民族特性的兼容并蓄。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呈现出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18](4）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视天下如一家、中国犹一人的观念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曾指责拒绝出仕的高瞻：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尝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种做法主观上固然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客观上却通过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使两晋南北朝成为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怀有大一统情怀的少数民族酋豪不仅有北方的苻坚，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冼夫人也秉持大一统理念。 注释1耦合（coulpling）原本是物理学术语，大意是指两个具有耦合关系的系统，彼此间相互作用。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钦慕和政治治理上的儒家化以及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都反映了汉文化及儒家伦理对少数民族政权和人民的影响。[6]而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认同无疑是文化认同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中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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